中外城市的产业宏观比较分析
一、美国
美国的工业化主要是在19世纪完成的,美国的工业产业集聚过程大致也发生在19世纪。当代美国产业集聚则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制造业集聚、高新技术集聚和服务业集聚。
20世纪初,美国的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美国大部分的制造业集中在东北部相对较小的地区,以及中西部的东面,大致是在格林湾—圣路易斯一巴尔的摩一波特兰所组成的一个近似平行四边形的区域内。这个“制造带”在19世纪的下半叶形成,后来一直久盛不衰。到1957年,该制造带仍然集中了全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4%——只比19世纪初的74%略有下降。有趣的是,实证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中,导致制造业集聚的往往是因为一些小的偶然事件。下面是克鲁格曼的研究助手整理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它发生在1895年,年轻的凯瑟林·伊万斯小姐做了一个床罩作为礼物送人,收到礼物的人和他们的邻居都对这件礼物非常感兴趣,于是在以后的几年里,伊万斯小姐又做了许多植毛的织物,并在1900年发现了一种将丝、毛镶嵌在衬垫里的方法。然后,她和朋友们、邻居们在当地创办了一家手工艺工厂,开始向很远的地方出售手工艺品。最后,这个佐治亚小城就逐渐成了美国的地毯之都。对美国行业地方化的研究发现,早在1900年美国就存在着15个高度地方化的行业,其中包括:衣领和衣袖,集中在纽约的特洛伊城;皮革于套,集中在毗邻纽约的两个镇;鞋子,集中在麻省东北部的几个城市;丝织品,集中在新泽西的帕特森;珠宝,集中在罗德岛的普洛维登斯及其附近;农用机械,集中在芝加哥。在这些案例中,每一个都会有一个与凯瑟琳·伊万斯的故事相近的故事,它们从不同侧面说明了一次偶然的事件导致在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
但是,在美国制造业总体上仍趋于集中的情况下,一些最初的产业集聚区后来却开始走向分散化。例如,现在人们已经很少能听到石油城、钢铁城或者服装城的说法(尽管它们依然存在,但规模却小得多)。最初的偶然性事件虽然在产业地方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循环累积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则如同马歇尔所说的:劳动共享、专门投人品的供应以及技术外溢。随着制造业的日渐成熟,对支持地方化的共享的劳动市场、专门投入品和信息外溢的依赖就会逐渐减少,因而地方化的基础也趋于减弱。拿美国的轮胎行业来看,在1930年以前,这个行业主要集中在阿克伦城。然而,随着生产变得标准化,橡胶生产可以分散在全国各处更接近市场的地方。1930年以后,随着汽车行业在美国到处建立装配厂,橡胶市场本身也逐渐分散了。
在传统行业地方化开始逐步消亡的时候,另一个新的产业一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地方化又兴起了,硅谷、128号公路、研究三角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传统产业的地方化不同,高技术产业地方化的倡议者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政府或是其他的一些有远见的专业人士。硅谷创建的主要起因是由于弗雷德·特曼一一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的倡议;128号公路的建立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卡尔·康普敦倡议的;北卡罗来那州的研究三角地区是以国家支持的研究公园为主而建立的,它直接仿效硅谷和128号公路。不过,在高新技术产业地方化累积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劳动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和技术外溢这三要素的作用。不论是在硅谷还是在128号公路附近,一个关键的优势是存在一群有某种技术的人。
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如今美国有许多劳动力从事服务业而不生产商品。在这些服务中,特别是金融部门的服务,是可以贸易的。于是,这些可贸易的服务部门便在一些地区形成了集聚,出现了像哈特福德(保险城)、芝加哥(期货交易中心)、洛杉矶(娱乐之都)这样的城市。在美国,服务业的地方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二、日本
日本的产业集聚状况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
明治维新前,日本在封建幕藩制度下,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经济闭塞,贸易范围狭小,80%-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工业主要是作为家庭副业的于工业而存在,它们是利用当地的原料、动力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其基础发展起来的。同时,农业与手工业的地域分工已经开始出现,手工业比较均衡地分布在全国的城下町。幕府末期,在京都、大阪以及港口地带都有小规模的手工业集中的现象,但工业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分散性和孤立性。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生产和资本集中加剧,垄断资本统治加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工业进一步向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地区集聚。到了1920年前后,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直接控制下,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逐渐形成井已呈现出现代工业的特征。介于京滨之间的川崎与介于阪神之间的尼崎工业发展迅速,开始成为大工业地带的组成部分,而北关东、北陆的地位则有所下降,工业进一步向阪神、京滨、北九州、中京地区集中。在四大工业带内部,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化工工业转化。由于大阪仍然是以棉纺、杂货工业为主,新兴工业多分布在与政府结合密切的京滨地带,这样阪神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1939年,京滨开始越过阪神,居各工业地带的首位。战争时期,经济完全纳入军事体制,工业分布再一次向重工业比重高的京滨地区集中,而以民用品工业为主的阪神地区再度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减少遭受空袭的损失,日本政府有意将原有的工业向中部内陆与潮户内地区作了适当的疏散。
日本四大工业地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资本的集中与生产的集中导致生产的地区集中。
2.这些地带临近海洋,具有优良的海湾,海运便利。京滨、阪神、中京背负关东、大阪、浓尾平原,特别是平原上的水系是工业分布的关键性因素。
3.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原料、燃料和销售市场,四大工业地带均为进出口重地。
4.国家的保护与扶植政策,4个工业地带的兴起都是以官营工厂开始的。此外,每个工业地带的形成还有其自身的特殊因素。比如,大阪历史上商业发达,资本积累高,机器大工业发展前己经有手工业工厂的基础;东京为政治中心,与政治结合密切,早期官营工厂的力量较大;北九州是以八幡制铁厂为基础兴起的,掠夺中国的铁矿石与部分原料煤,并有筑丰煤田与靠近海湾的优良条件:中京处于京滨、阪神两大工业地带之间,经济联系所起的作用较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战前四大工业地带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太平洋工业地带,它不仅是日本工业、人口、国民收入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工业生产密度最高的地区。分析其迅速形成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日本工业发展的原料、燃料,绝大部分倚仗从外国进口,而产品的大部分又依靠国外市场,这是战后日本考虑工业布局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讲,巨型船舶和港口就成为日本工业原料、燃料的来源条件,这使得战后日本工业更加集中于太平洋沿岸。
(2)集中发展重、化工工业的方针使轻纺工业的比例下降,大批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在原有工业地带及其外围集中,犬型厂、承包厂、部件厂均集中于此。
(3)利用岛国条件的优越性。日本的海岸线长约3万公里,沿海有不少优良港口分布,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潮沙水位变化不大,适于修筑港口、码头,便于大型船只停泊。港湾地区不仅为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提供便利条件,而且海上运输费低廉。
(4)日本的四大工业地带是日本工业城市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是轻、重工业最大的消费中心,而农林水产和矿业生产停滞、下降,众多人口流入城市,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大大加剧了太平洋沿岸城市的集中程度。
(5)日本政府向这些地区大量投资,修筑公共设施和增设交通线路,为配置新工厂提供了各种方便的条件。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工业分布有了明显的分散趋势。据通商产业省《工业统计表》资料,1976年工业用地面积为125563公顷,太平洋地区占55%,比1965年下降了5%,而同时期关东内陆/东北地区增加最为明显。1965-1976年期间,太平洋地区带状地带工业用地面积分别增加了42.1%,产值增长34.2%,而各地区则分别增加76.6%和499.6%,太平洋带状地带工业占全国产值比重开始逐步下降。
三、中国
总体而言,由于受历史因素和地理条件的制约,中国城市的产业集聚起步较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显得水平较低,但这一状况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许多地区,巨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正不断地向当地的中心城市集聚,一些新的产业带正在悄然兴起。
纵观建国以来的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时期。在这之前,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反修备战”的思路下,许多重要的企业不得不迂离原来所在的城市,“进山”、“进洞”。另外,建国初期所建设的一些大型项目在“国防利益”的要求下,以及“全国平衡“的需要下,不是被布置在基础设施极差的地区就是放在远离原材料供应地或销售市场的地方,这些都造成了极大的资惊浪费和低效率。例如,在当时要建一个化工厂的话,就必须同时为它配备专用的电厂、水厂、通信网络,重新建造生活区。集聚所能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其他优势被人们忽视了。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城市无法利用其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集聚的合理要求被政府的行政政策所扭曲。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刚好相反的现象一一超集聚。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路下,政府运用行政命令,保证各种资掠优先流向几个特大型城市,形成一批大规模工业基地,如沈阳、鞍山、上海、天津等。从表面上看,这种措施在短时期内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城市的功能配置。违背经济规律的过速膨胀使城市的基础设施面临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建设资金的匮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更加滞后于城市发展的需要。除此之外,依行政命令而集中起来的企业,在布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它们之间的前后关联性往往较差,无法体现集群的优势,反而会因为相互之间争夺有限的公共资源而发生摩擦,从而使得整体上的运转效率因结构不当而降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城市经济在总体上不具有合理集聚发展的特点,城市功能也没有很好的体现。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的工业宏观布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六五”、“七五”的10年间,中国实行的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主要内容是:以对外开放为总思路,加强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能源工业、高新技术工业、港口、公路及通讯设施的建设。经过有规划的建设和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沿海地区的产业迅速发展,并且较为合理地解决了相关联产业间的有机协调问题。到80年代中期,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7%,工业产值却占到全国的23.1%,人均工业产值为全国平均数的3倍,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的23%,提供利税占26.2%。
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仍主要是以政府主导为特征,市场的作用没有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但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城市,一些产业已经开始依照产业发展的规律逐渐相对集聚,这主要发生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和东部沿海城市。例如在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一些小型的制造业集群开始涌现,宁波的服装,温州的制鞋,东莞的电子产品等等,就是那时发展起来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各地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去,城市的区位优势由此而明显加强,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分布调整开始比较合理、有序地不断进行。这一时期,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市场的配置作用相互配合,使我国的城市增长集中在沿海和沿长江的两大地带平行进行。地区间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一些地理上相近的城市开始出现较为有序的分工。共享的区域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一些大型的跨地区的城市经济带开始出现。
根据《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和资料,我国大致可以按地理区位划分出以下几个较大的城市经济带:
(1)沪宁杭经济带。这一区域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杭州所覆盖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城市经济带。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20%,不仅是中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化工工业、纺织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基地,也是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在国内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京津唐城市经济带。这一经济带还可以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以北京为中心,包含天津、唐山,而外层则可以将石家庄、青岛、济南都计算在内,是环渤海湾国际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带不仅是经济集聚区域,也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3)深、穗城市经济带。这一经济带代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集聚结果,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重点发展地区。深圳、广州地理位置优越,与香港、澳门近在咫尺,已成为我国电子工业、轻纺业、食品工业的重要基地,并且是国际贸易、国际技资中心。
(4)辽中南城市经济带。主要以沈阳为中心,包含大连、长春,是我国传统的工业基地,汽车业、重型机械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环渤海国际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5)成渝经济带。以成都、重庆两大城市相结合而成,是我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带,人口聚集度和城市密集度在内陆地区是最高的。
除了上述五个经济带外,还有郑州、西安等省会城市形成的范围稍小一些的经济圈,产业也有一定程度的集聚,对其周边地区都有相当的辐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