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发达国家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经验
某一个或数个产业在一个地区内的集聚现象是市场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的结果，也是以实现地区内的规模经济为内在目的的众多产业的必经发展历程，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产业集聚是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它降低了生产的社会成本，提高了分工程度，带来了规模效益。若一个地区或城市是某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生产地，那么它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上的工业化阶段到今天的科技产业发展，美国的许多城市常常会以其主导产业的性质而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汽车域”底特律，“钢铁城”匹兹堡，“飞机城”西雅图等：其他诸如“硅谷”、“128号公路区”则集中了全美的微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风险资本：纽约则集中了金融服务、广告、出版、多媒体产品及相关服务：达拉斯则是房产开发商聚集的地方：而著名的好莱坞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世界电影之都”。这种高度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带来了高效率的产业发展结果。
在德国，以慕尼黑为主的南部地区是众多汽车制造商的总部所在地，而法兰克福则以化工业为主。鲁尔地区因其丰富的资源而成为煤炭产业最为集中的地方，被视为德国工业起飞的发动机。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长期的“贸易立国”战略使其极为重视港口经济的发展，以便于获取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品，它的工业区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的一些天然港口城市。这些城市间相互分工协作，逐渐形成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
其余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
通过对各国的产业集聚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存在一些特征是大部分地区产业集聚所共有的，有一定的规律性可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要素的市场配置
产业集聚从本质而言是各种生产要素在谋取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结合，是专业分工的结果。这些要素主要是资本、人才、技术等流动性较强的要素。一个常见的集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个地区由于其本身的自然禀赋，或以某个特殊的偶然事件为开端，出现了一个或数个典型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区位优势或一定的先发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提高了该地区的工资水平以及技术水平，并努力发展相关的企业，进行分工合作。这时，就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资源向该地区集中，形成“马太效应”。如果-国的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话，这一过程就会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该地区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降至和其他地区相同的水平。
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建立较早，各种机制比较完备，生产要素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在地区间转移。以美国为例，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得资本、人才、技术的流动不但可行，而且较欧洲而言更为便利。各州之间很少有限制要素流动的法律或行政命令，而欧洲各国虽然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加强，但各主权国家间因利益冲突毕竟存在着一些障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能够超越欧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2．政府的政策扶植
城市的产业集聚通常由两种方式产生：一是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即上面所讲的市场配置资源；另一种方式则是由政府进行规划并加以实施的。经验表明，自发产生的集聚成功率往往较高，而以政府行为产生的集聚却常常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以失败告终。虽然如此，但不能就此认定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无所作为。在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政府如果能做到体制创新，保证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仍然能够获得成功。
硅谷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完全的市场作用下的产物，是大批技术精英、管理精英共同创建的高新技术创业园地。但是作仔细分析，仍不难发现，其中政府的作用随处可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该地区研究经费的增加；其次是政府采取各种政策鼓励资金、人才和技术朝这一地区流入：还有较为重要的是政府对风险资本的管理和对新的技术公司上市的优惠条件，极大地剌激了硅谷内企业的成长。另外，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各种信贷的支持都对企业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各国的成功实践表明，政府不应该主动取代市场，干预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而必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因势利导，加强基础性建设如公共设施的完善和良好交易环境的建立。这些对产亚某聚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3．细致的专业分工
分工是产业集聚的必然要求。分工越是细致，所能产生的规模效应越是明显，集聚的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就越好。几乎所有的产业集聚区域都不是企业之间简单叠加的结果，而是专业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以代表娱乐产业的好莱坞为例进行分析。好莱坞的娱乐产品制作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在这里，纯商业的运作模式使得一部电影完全成为一件商品，你可以对它的各部件进行拆分，然后承包出去，最后由专业人员“组装”完成。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编剧、导演、演员经纪人、音乐家、声光特技公司，以及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长期的合作使得这里的人们知道出现了问题应该找哪些人来帮忙解决，细致的分工使得好莱坞生产电影的效率远远高出其他地区，也使世界各地的娱乐产品生产商纷纷来这里投资或寻求帮助。
二、对我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各区域之间缺乏明确的产业分工定位，孤立地自成体系，行政分割严重，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规划不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组织实施的，产业集聚的规模效益和分工利益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如何推动我国的产业集聚，利用各地区的区位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已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参考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是需要重视的。
1．继续完善国内市场体系，减少不合理的人为限制
我们在前面提到，资金、人才、技术的自由流动是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所必备的条件，我国虽然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但仍存在种种不利于资源流动和要素集聚的限制。如户籍制度大大降低了人才流动的便利，造成相当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再如资金跨地区的流动十分困难，异地贷款几乎不可能。因此，采取措施使得资金、人才、技术能够高效有序地在地区间流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应该考虑调整银行系统的建制与职能划分，逐步取消异地存贷的政策限制；加大对银行硬件设施的投入，做到全国范围内的真正意义上的通存通兑，并实现跨行联机服务；撤销各地政府对资金流出的限制政策，使资金流动排除行政的干扰。
要逐步取消原有的户籍制度，允许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对各种中高级人才的流动，要允许其进行自主选择；摒弃城乡孤立发展的二元论观点，取消人为的城乡差别，使人力资源得以真正地流通起来。
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力度实施《著作权法》、《专利法》以及《商标法}，使知识和专业技术能够更好地按市场机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起到“知识外溢”或“技术外溢”剌激产业集聚的作用。
2．明确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强政府”，其职能十分广泛，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也起着头等的重要作用。一些政府部门常将几个企业"整合"起来组成一个产业集团，或者调集资源摘各种各样的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区。实践证明这些决策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政府决不能去做本来应该由市场完成的事情，考虑到市场行为可能导致非经济集聚、环境破坏等市场失灵后果，因此政府职能应当更多地体现在为产业集聚创造环境上，主要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转变职能，消除行政壁垒
政府必须退出经济运行中的竞争者角色，转变为“裁判者”和“执法者”，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落实政企分离。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政府之间的权利应该得到明确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治理条块分割的弊病。
(2)制定并维护市场规则
产业集聚是复杂的分工结果，参与分工合作的各方如何有效地完成交易行为，又如何分配各自的利益，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定，并在出现纠纷时，可依政府的公正判决来予以解决。政府制定和维护合理的市场规则，有助于提高市场资源的使用效率。
(3)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由于其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使得没有任何私人愿意提供，而这些“公共产品”对产业的集聚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由政府向社会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公正而合理的法律制度(上面所说的市场规则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道路、桥梁、通讯等。三是各种公共服务，如环境保护、社会福利、治安维持、消防救灾等。对于城市政府而言，为某一个产业或若干个产业的集聚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是最好的产业政策选择。
(4)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产业在特定城市、区域的集聚虽然由市场因素驱动，但却很难单靠市场维持其长期的竞争优势。政府对本地产业的规划导向、规模调节、管理政策都将决定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政府应当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科学战略的实施来增强城市的竞争优势。
3．加强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分工合作
我们前面论述了分工对于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这在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和启示。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常见的弊病是“大而全”，没有突出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之间的互补性不强，一个地区的企业间很少能够做到紧密合作，这使得产业集聚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因此，要实现产业集聚的规模效益，就必须鼓励企业之间在纵横两个方向上进行功能细分，做到高度的当地化结合精细的分工。具体的策略有两个层面的选择：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应该由政府提供稳定的外部交易环境和各种必需的公共服务，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企业的额外负担。在一个产业集群中，中小企业的数量占绝大多数，他们向龙头企业提供各种特色产品或服务，由于规模小，这些企业易受到市场风险的冲击，如果没有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以降低他们的风险和成本，就很少会有人乐意参与到这一集群的分工中来。其次，在微观层面上，企业之间的契约性合作关系必须得到保障。在一个产业集群中，各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契约关系往往表现为一种信赖性利益。如果合作一方不遵守约定，必然会损害其他各方的共同利益。因此，保障这种契约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我国的实践而言，仅仅依靠法律是无法全面保障这些契约关系的，必须寻找到一种行业内自发的约束力量来限制企业的违约动机，例如通过建立行会，来加强行业的职能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